咄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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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我认为，陆川是一位哲思型的儒派导演，透过他电影中对现实的客观白描，能把握到一种不一般的精准、深刻。在这个浮躁的年代，一个可以玩弄电脑特技便能制造绚烂特效的时代，他算是少有的一位导演，愿意去关注最根本的生命状态，冷静而犀利。

    看过他的三部作品，《寻枪》讲述的是个体生命的陷于绝境和突出绝境，个体的灵魂最终出卖给了“枪”这一权力机器；《可可西里》讲述的是英雄群体对地方性记忆的固守和捍卫，而这次，他依然要对生命进行反思，但进步的是，这次让观众沉痛的同时思索得也最多，从最初的关注个体延伸到其次的部分人再到民族群体，一个人要有多大的勇气，要敢于承载多大的使命，才敢涉足这样的主题拍出这样的电影……

 

        探讨死亡和救赎的静止不可避免的带着压抑和沉重，陆川曾说，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真实的力量。《南京！南京！》通过日军电报员的视角去审视了1937年南京那场灾难。在我看来，可以将日本兵在南京犯下的滔天大罪解读为一种死亡本能，这种因为出征而不能返回家园产生的死亡恐惧、压抑而直接衍生的外在攻击性，要通过灭绝一切外在的隐患来获取自身那所谓马斯洛的“安全需要”，以寻求心理上的解脱，这种心理蜕变其实跟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有点相似，这种本能贯穿始终，慢慢扩散、蔓延到大脑的每个细胞，走向毁灭性的极端，于是，自我英雄崇拜的实现，便容易转化成兽性的冲动，驱使常人做平常不敢做的事，例如，把活人当靶子刺杀、使尽各种凌虐手段去残杀忠良、占有妇女……

 

“活着比死还艰难吧。”也许，每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都会遭遇绝境，令灵魂坠入深渊。作为视觉主体的“我”最终在蒲公英田里饮弹自杀，他解脱了，也慰藉了我们大众，也许，小豆子存活了下来，让我们感到一丝暖意，实话说当看到娃娃兵小豆子笑靥如花的照片最后绽现在荧幕上，下面赫然地打着“小豆子还活着”一行字幕的时候，那一刹那我陡地有一股想哭的冲动。之前的那么多人纷纷死去了，无论有过多少挣扎、抗争，最终都死去，用生命捍卫尊严，一片苍茫，终于还是看到了个生命的希望，那是一个民族饱经摧残后的一种坚韧带给我的感动。陆川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小豆子是天赐的礼物，“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活下去，这孩子变成陆剑雄、小川，江淑云，他们就像传火炬一样把这孩子一棒一棒往下传，最后就把孩子传出去了。我觉得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份礼物。” 

南京负载有太多的历史印记，“六朝金粉地，金陵帝王州”。到这里的，大多是冲着它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来，但凡来听一听的，大可增长历史知识。

我所敬仰的L毕业于这座城市的高校，她曾跟我说：要不就尝试考去南京吧，那里没有北京的那种正统的官方氛围，可以让人潜下心去了解、接纳多种东西。于是饶有兴趣地关注过这个地方，只是，它仅仅停留在我的想象当中，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里闷头赶路少有空停下来，它跟我的距离却似乎总是那么遥不可及。

这次到南京，短短停留的几个小时，没有多走，只到总统府和煦园巡游了一回。

南京长江路292号，南京总统府西洋古典式的大门其实在许多历史纪录片中都见过。进入大门，两侧是类似朝房式的办公室，正对面是大堂，民国时，这敞开的大堂是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。大堂内正梁上悬挂孙中山手书的“天下为公”红底黑字匾。

        穿过大堂，经过走廊，有幢两层小楼，就是国民政府的中枢办公楼——子超楼。子超楼为西洋式楼房，建于1934年，采用进口建材兴建。这幢楼耗费银元十多万元。一楼是文书局，主要管理中枢文告、政令和玺印、文印。二楼朝北两间为秘书长办公室。三楼是新复原的国务会议厅，正北墙上有一汉白玉条石，上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书写的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，横额上有孙中山像和中华民国国旗。南面墙上是蒋介石着大元帅戎装礼服像。 

    在煦园有一个院落，里面一幢黄色西式平房，是孙中山的办公室。辛亥革命成功后，1912年元旦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乘专车由沪抵宁，当晚十时在原两江总督署的大堂暖阁举行宣誓仪式，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职。在孙大总统的这一办公场所，多了一份民主、平等，少了子超楼的集权。 

    对于孙中山，共产党把他视为自己人。那些风云人物，都已远去，化为灰烬，化作春泥。总统府承载的是中华那段最为悲怆的历史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海峡两岸的统一事业，何时才会早日降临？